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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凿了。”赵匡胤放下酒碗，声音里带着一种办完事后的平静。他做事就是这样，不说过程，只说结果。“从上到下，凿了三天。冰层薄了一半。现在漳水的冰，看着是厚的，人走上去没事。但马不行。马重，一匹战马加上全副武装的骑兵，好几百斤。冰层撑不住。只要他们敢过河，马蹄踩上去一定塌。”

    “好。”柴荣点了点头，“契丹人如果南下，一定要过漳水。漳水是他们到邺都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。过了漳水，就是一马平川，骑兵能直接冲到邺都城下。我们在漳水南岸设防，不让他们过河。”

    赵匡胤看着他，没有立刻接话。他端起酒碗又喝了一口，酒顺着喉咙下去，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。然后他放下碗，抹了一把嘴。

    “我带队。”他说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轮到我去巡城。

    柴荣的眉头微不可察地动了一下。“你带队？你是邺都城的兵马使，不是都头。兵马使的职责是坐镇后方、统筹全局，不是亲自上阵跟人拼命。”

    “将不亲临前线，士兵谁肯卖命？”赵匡胤的声音不大，但很硬，像一块石头扔在地上，砸出一個坑来，“我带兵十几年，从来都是冲在最前面。从一个小兵做到兵马使，我靠的不是躲在后面发号施令，是我的刀和我的命。我不冲，谁冲？”

    柴荣看着他，目光里有感激，也有一丝不必说出来的东西——那是一个坐在帅位上的人，对即將替他出征的人特有的感情。他想说“保重”，想说“小心”，想说“我在城里等你回来”。但這些话太轻了，说出来反而显得假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“好。你带队。我等你回来。”

    赵匡胤点了点头，端起酒碗，一饮而尽。酒从碗沿溢出来，顺着嘴角流下来，流过下巴，滴在衣襟上。他用袖子擦了擦，像擦汗一样随便。那个动作里没有任何讲究，就是一个当兵的喝完了酒随手一抹。

    王朴看着赵匡胤把酒喝完，忽然开口了。

    “赵将军，你打算带多少人？”

    “三千。多了没用，少了不够。”

    “三千够吗？契丹人有五万。五万对三千。”

    “不是正面打。正面打，三万都打不过五万。”赵匡胤用手指蘸了点酒，在桌上画了一条线，“漳水在这里，邺都在这里。契丹人要过河，必须先在这里集结。集结的时候，他们最乱。我们就打那个时候。打完了就跑，不恋战，不追敌。退到第二道防线，再打。打完了再跑。一层一层地拖。拖到他們粮草用尽，拖到他们自己退兵。”

    王朴看着桌上那条用酒画出来的线，酒液在桌面上慢慢洇开，像一片小小的湖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。“三千够了。”

    李俊生在旁边听着，一直没有说话。赵匡胤说的这些，和他想的差不多。漳水是天然屏障，也是天然陷阱。契丹人想过河，就必须在河边集结。集结的时候，队伍最乱，指挥最不便，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候。但问题是——三千人，能撑多久？一天？两天？赵匡胤的战术是对的——层层阻击，步步为营，拖到契丹人粮草耗尽。但拖是需要代价的。每拖一天，就要死一批人。

    酒过三巡，一壶酒见了底。柴荣让仆人又上了一壶。

    “李公子，”柴荣忽然问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，“你说，这个乱世，什么时候能结束？”

    偏厅里又安静了。王朴的手顿了一下，酒壶悬在半空，没有放下。赵匡胤的目光从酒碗上移开，落在李俊生脸上。连门口站着的仆人都微微侧过了头。

    李俊生端起酒碗，喝了一口。酒已经凉了，不烈了，像一杯放久了的苦茶。

    “不知道。”他说，“但快了。”

    “快了是多久？”

    “五年。也许十年。”

    “十年。”柴荣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，像是在品味它们的重量。他把两个字含在嘴里，嚼了嚼，咽了下去。“太久了。五十年都乱了，还差这十年？”

    “不久。”赵匡胤插了一句，声音低沉，“五代乱了五十三年。从朱温篡唐到现在，五十三年。五十三年都过来了，十年不算什么。十年，也就是从一个小兵变成一个都头的时间。我用了八年。”

    柴荣看着他，目光里有意外，也有一丝释然。

    “你能等十年吗？”柴荣又问李俊生。

    “能。”李俊生说，“十年之后，我才三十八。还年轻。三十八岁的人，在这个时代已经可以自称老夫了，但在我们那里——不，在我心里，还年轻。”

    柴荣笑了。那笑容里有疲惫，也有欣慰。疲惫是藏不住的，这半个月他瘦了一圈，颧骨凸出来，眼窝陷下去。欣慰也是藏不住的，他看李俊生的眼神和半个月前不一样了——半个月前是“这个人有用”，现在是“这个人可靠”。

    “好。那我们一起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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